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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十五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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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案件事实已经查清,省检察院不再派员督导办案,扫尾工作由问山市检察院独立完成,市纪委予以协助。郑红均坐在岳磊的办公室,向岳磊汇报哈奇窝案的处理意见。
  “岳书记,哈奇一案昨天下午上了市院检委会,决定对柳斌璋、李伟取保候审,理由是柳斌璋主动投案自首,交代了检察机关尚未掌握的犯罪事实,退赔了全部赃款,且认罪态度好,有悔罪表现;李伟在冯局长去世后心里受到震动,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,交代了全部行贿事实,无逮捕必要。市院的意见是处置首要犯罪分子,对积极投案、认罪态度好、退赔全部赃款赃物的,本着挽救、感化的目的,给一条出路,这也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法律政策。”
  岳磊听得很仔细,对市院的意见表示同意,不过他不清楚宽严相济刑事法律政策在办案中如何应用不太清楚,宽和严有无严格的尺度存有疑惑。他问郑红均:“你能否给我详细解释一下宽严相济刑事法律政策在实践中的应用?”
  郑红均解释道:“批捕权是一种公权力,是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对犯罪嫌疑人依照所犯罪的轻重程度,做出相应的强制性措施,体现了刑法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、罪刑相适应原则和平等适用原则。这种公权力旨在惩罚所犯罪行的人,有着强烈的‘罪有应得’、‘犯罪必受惩罚’的刑罚思想,体现了‘报应惩罚’观点,造成了实践部门按律追究,不考虑或是不愿意体现‘宽严相济’刑事法律政策,以免‘自找麻烦’,从而在批捕环节‘严’字当头,‘宽’字无踪,损害了刑事法治的和谐精神和人权保护的特有功能。目前,检察机关对刑事犯罪嫌疑人批捕过严,只注重了公权力的权威性,即‘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’,‘可能判处徒刑以上的刑罚’便予以逮捕,忽略了可能判处管制、拘役和可能独立适用罚金、剥夺政治权利、没收财产的情形。而对于采取取保候审、监视居住等方法,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,而没有逮捕必要的则忽略不计,扬弃了逮捕案件中固有的“从宽”成份,使得批捕权适用泛滥,没有很好地起到保护公民人身自由的作用,从而造成了逮捕质量低,甚至出现错捕现象。对于未成年人和青少年犯罪案件轻教育,重惩罚,对‘未成年人保护法’,‘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’贯彻不深、不透,没有体现这两部法律原有的实质精神,表现出检察机关、承办人有轻视这两部法律的倾向。”
  岳磊说:“我也有同感,人权观念差了点。由于你们长期处在执法第一线,绝大多数的执法人员习惯于‘按律办事’,人性化理念基本处于‘冰冻期’,因而对于法律中体现的‘从宽’及人性的成份不去关注或很少关注,加之错案追究制,上级考核,不批捕率的制约,便尽可能的予以批捕,以便完成指标任务。而对于是否在此环节起到了人权保护则不去考虑,因为与己无关,若对个案进行‘从宽’,只听从上级或领导吩咐,万一出现错案,自己不承担责任。由此得出,执法人员只注重‘构罪’成份,惩罚犯罪是对被害人的人权保护,犯罪者本身的人权实在有限,予以‘过多’的人权等于放纵了犯罪,‘罪有应得’,是犯罪者应得的下场。就刑法、刑事诉讼法本身而言,也包含了许多人性化,宽容和妥协性,这些特点从本质上讲就是刑事法治的和谐精神。但在具体执法的过程中,由于执法者缺乏对刑事理念的研读、思考、探索、知识缺欠、老化,更缺乏先进理论的引导,再之对刑事理论的片面理解、疏漏,造成了在执法当中的固执、狭隘,不能全面理解刑事理论,甚至歪曲原有的本质。尤其是对“宽严相济”的刑事法律政策缺少必要的衡量标准,‘宽’与‘严’不能应用自如,不灵活转换。法律看似严厉,但也不乏存在温柔的一面,那就需要执法者既要有公正的立场,也要有一颗善心。当执法者拿起惩罚这支‘矛’时,也不要忘了给犯罪者以自我保护的‘盾’。”
  郑红均说:“前面已经提到,诸多的法律条款中均包容着‘从轻、从宽’的成份,关键是执法人员怎样运用,会不会运用,愿不愿运用的问题。刑法第十五条,‘过失犯罪,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’。刑法第十六条,‘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,但是不是出于故意 或者过失,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,不是犯罪’。刑法第十七条,‘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,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。因不满 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,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,在必要的时候,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’。刑法第十九条,‘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,可以从轻,减轻或者免除处罚’。刑法第二十条‘属于正当防卫的,不负刑事责任。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,造成重大损害的,应当负刑事责任,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’。还有,紧急避险,犯罪的预备、未遂、中止、共同犯罪中的从犯、胁从犯,刑法条款中均规定了从轻、减轻、免除处罚的条件。刑法第六十七条对于自首和立功的犯罪分子均规定了从轻、减轻、免除处罚的条件……执法人员审查案件的工作只停留在‘所谓’的刑事诉讼程序方面,而未对刑法总则及具体罪名条款中所规定的‘从轻、减轻、免除处罚’条件与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相融合,与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的具体情况相融合,导致了法律条款中的‘和谐’部分严重运用欠缺或是遗漏。”
  “非常好!逮捕是限制人身自由最严厉的措施,必须严格把握,特别是对‘有逮捕必要’这一条件,对可以从宽处理的犯罪嫌疑人慎用逮捕措施,可捕可不捕的坚决不捕。”
  “岳书记说得对,切中了要害。对共同犯罪中的从犯、胁从犯主观恶性浅,造成后果不大,有认罪悔过,并是偶犯,自愿赔偿并取得被害人谅解,并依照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一款规定,‘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”,但对于可能判处管制、拘役、独立适用罚金,剥夺政治权利、没收财产、缓刑的一般不适用逮捕,可适用“采取取保候审,监视居住等方法,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,而有逮捕必要的’。如果采取取保候审,监视居住等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,就足以防止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逃跑,干扰侦查的审判顺利进行和继续犯罪,就没有逮捕必要;对犯罪预备、未遂、中止、正当防卫(包括防卫过当)、紧急避险、自首、立功的犯罪嫌疑人,如果属于1项中的情节 ,也没有逮捕必要;对女性犯罪嫌疑人,主观恶性不大,且在家庭中处于主要劳动力或经济来源的,并承担上有老、下有小繁重事务的,可考虑不予逮捕;对确有疾病的犯罪嫌疑人不适用逮捕;对既能逮捕,也可以不逮捕的坚持不逮捕(应当综合考虑犯罪嫌疑人的各个方面因素)。”郑红均叹了一口气道:“上级检察机关下达的‘不批捕率’与‘宽严相济’政策相矛盾,客观上制约了基层检察机关公平、公正执法,使得不捕案件,可捕可不捕案件均予以批捕。上级检察机关应当着力审查基层检察机关对案件定性是否准确,适用条款是否恰当 ,程序是否合法上,而不是用‘不批捕率’来制约基层检察机关保持严打的势头。”
  “刚才我们谈到的都是普通刑事犯罪案件,未涉及职务犯罪案件。”
  郑红均解释说:“职务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主动坦白罪行,提供案件线索、并经查证、核实,积极退赃,保证不干扰其诉讼活动正常进行的可作出不逮捕决定 ,采用其他强制措施。不具备上述条件的,应当作出逮捕决定 。总之,‘宽严相济’的刑事法律政策在批捕环节体现的较为宽泛,既有严厉的一面,也有宽松的一面,运用得好就可以起到既严惩严重的刑事犯罪,又起到了保护人权的双重功能;运用的不好,就可能放纵了犯罪,使保护人权遭受更大的创伤。所以,检察机关,尤其是具体执法者应当具体案件具体分析,严格依照刑法、刑事诉讼法,最高人民检察院、最高人民法院、全国人大常委员的司法解释及相关刑事法律政策,使“宽严相济”这一刑事法律政策在构建法制社会中起到巨大的作用。”
  “好!我懂了,知道了什么叫刑事法律政策。你不错,知识渊博,法律条款记得滚瓜烂熟,能当教授。”
  郑红均说:“我不行!比起冯局长差远了,我们都得向他学习。”
  岳磊脸上的肉微微颤动了一下,眼角有湿润的感觉。
  郑红均发现了岳磊脸上微妙的变化,沉默了。
  岳磊回到家,不见马丽华的身影,冰锅冷灶,没什么可吃的。岳磊在橱柜翻腾出一包干馍片,坐在沙发上嚼着。岳磊提了一下开水壶,空的,到厨房接了水,烧上。水很快就开了,冲了一袋咖啡,用勺子搅了搅。岳磊吃完了干馍片,喝干了咖啡,躺在沙发上看着电视。
  马丽华回到家,发现岳磊在家,关心地问:“吃了没有?没吃下点挂面。我在外面吃了,和退休的几个姐妹吃的火锅。”
  岳磊答:“吃了,吃的干馍片,喝了一杯咖啡。”
  马丽华坐在岳磊旁边,郑重其事地对说:“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,儿子打电话回来,说夏兰流产了。”
  岳磊大吃一惊,立马从沙发上坐起来,急切地问:“什么时候的事?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。”
  “一个礼拜前的事,打你电话打不通。我给儿子寄了两千元,给夏兰补补身子。唉,女人流产可不是好事情,这么大的年龄流产,恐怕以后怀不上。”
  “这个坏小子,他要负责任。真是的,夏兰也惯着儿子,害了她自己。她也不想想,她和岳商的事情成不成,就以身相许,太不慎重了。”
  马丽华瞪了岳磊一眼,不满地说:“你老把年轻人说的那么下流,这不好那不好,只有你是清廉,出泥而不染。事已至此,你看咋办?儿子没了主意,征求咱们的意见。”
  岳磊一时也没主意,问马丽华:“你说咋办?咱儿子占了人家的便宜,总不能把夏兰亏了,人家做出了那么大的牺牲,儿子要负责任的。我坚决反对陈世美式的人物,见利忘义。一句话,儿子要负责任,负一辈子的责任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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